他把这个道理讲给高逸平听的时候，高逸平哭笑不得，少不得要给儿子上一堂体制基础课。
照高逸平的说法，劳动服务公司的这个所谓集体所有制，不过是为了应付制度要求而生拉硬拽上去的。
在高凡之前，劳动服务公司一直在靠化肥厂补贴过日子，说穿了就是国家为了安抚待业青年，由化肥厂出钱，通过劳动服务公司这个名义，给这些年轻人发一些生活费，换取他们不要到处惹事生非。
如果要严格地照着资产负债表来算，劳动服务公司早就已经是负资产了，那时候大家怎么不说共同承担债务，每人拿出百八十块钱来弥补亏损呢？
盈利了要分钱，亏损了却要化肥厂补贴，这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对于父亲的说法，高凡颇不以为然。他指出，父亲说的情况是过去的事情，而他承包劳动服务公司之后，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高凡承包劳动服务公司时，与化肥厂有一个协议，那就是劳动服务公司的利润中，50%上缴给化肥厂，30%归劳动服务公司集体所有，20%算是高凡的承包收入。
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没人觉得劳动服务公司能够赚到多少钱，因此也就懒得去推敲细节了。照大家的想法，万一高凡真有点本事，劳动服务一年能够赚个三五万的，拿出30%给大家发奖金，也无伤大雅。
谁料想，高凡这个妖孽，一下子就搞掂了一个日本代理商，第一个订单就是100万的产值，利润足足有50万之多，这就让大家淡定不能了。
为了这50万利润的分配，化肥厂开了好几次厂务会，核心的焦点就是两个：第一，要不要给劳动服务公司留下30%的利润；第二，高凡拿走20%，也就是10万元，是否合适。
其中，第二个问题颇有一些敏感，因为高凡是高逸平的儿子，剥夺高凡的承包费，就相当于抢了高逸平的钱。当着高逸平的面，大家是不便直说的。
不解决高凡承包费的问题，劳动服务公司的留成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就成了一个死结。
没办法，高逸平只能让厂办主任徐真新把厂务会上的意见做了一个总结，报送给省化工厅，请化工厅定夺。
化工厅对于这件事同样觉得挠头。时下已经有一些企业在搞承包制的试点，比如承包一个车间，或者运输公司的司机承包一辆客车，采取的方法是像农村联产承包一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