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俩所述言论便可以捉摸到宪政会和中华党的差异，尽管总体立场皆为中、中右，但推崇沙文主義的后者无疑更倾向于尽早开启战争。
大明权贵们的政治诉求本质上是为了牟取利益，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决定政治”的一种体现。
不过，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明的演变模式和体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举步维艰。
相对温和的强制赎买土地这一政策取得的成果虽然显著，但巨大的财政需求使其施行的广度有限。
由于成员来源繁杂，宪政会的内部意见很少能够统一，这是一个虽然称不上松散，但大多数时候都难做到同心协力的集体。
眼下他们的观点之一是最为保守的，也就是维持现状、亦或是暂停土地公赎，本质上就是团结大明的一切階层。
另一观点就是皇太子所主导的，在战争开始之前整个大的，如此能够为接下来的备战和战争打下更好的基础；而待战争爆发后则中止这项政策，以缓和不满。
与大明宪政会相比，中华党则要统一的多，其主流看法恰恰是待战争爆发以后再推行一场雷厉风行、规模浩大的公赎，所需的巨额资金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充抵。
“大明各地的差异比臆想的要大得多，记着这一点的人却没多少。做决策时不可空洞，若不贴合实际如何能行？务农者、当工者几何？土地状况如何？须知拥田百亩与拥田百顷之人不可同类而语。”皇帝如是说道。
“可总归要有个大方向。”朱立锲回道。
这个答复让皇帝微忿，他把筷子往那白瓷筷枕上一搁，发出清脆的“咵”的一声。
“小火慢炖也好、大火煎炸也罢，目的是在做出一道好菜来。我看宪政会连要做什么都没想明白，为了赎地而赎地，可笑不？”
“内部混沌一团，天天吵，这不好。近些年，宪政会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姜润存此人着实不堪。”
所谓的姜润存就是宪政会这几年的一把手姜津录，这件事是个引子，让皇帝对于宪政会的不满明显的表露了出来。
当然，这也是在变相的批评朱立锲。
不过朱立锲并不服软，硬生生地回道：“父皇，宪政会的事姑且不提，单论公赎田亩，三十六年迄今两年，江西、浙江、湖北三地的经济涨势显著减缓，尚不及前些年；农户所受压迫甚重，极易受鼓噪。不管作何想，这都是势在必行的举措，哪怕只是做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