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
中书舍人捧来一叠公文：“李相，引黄已全部核对，与奏章正文无误。”
“晓得了，放下吧。”李邦彦打着哈欠说。
引黄即奏章的内容摘要，这玩意儿在唐代就有了，把字写于黄纸贴在正文前，皇帝或宰相扫一眼便明白。
明代中后期的内阁，就连引黄之权，都一股脑儿抢到手。
如今却是让通政院贴引黄，隶属于内阁的中书科进行核对。中书舍人核对无误，再附上自己的意见，交给内阁大臣进行处理。
普通公文，阁臣直接看内容摘要，就能迅速给出例行批示。
相对重要或特殊的公务，阁臣才会仔细阅读全文。
李邦彦如今分管文化宗教，并非文教工作他一言堂，而是侧重于这个方面，相关奏章偶尔也会送到其他阁臣手中。
昨晚嗨皮到半夜，今日着实有点犯困，李邦彦到内阁还睡了一会儿。
好在中书舍人提供了参考意见，李邦彦感觉没问题，就迅速写成敕牒与劄子。
敕牒本是中书门下省草拟的文书，进奏给皇帝写一个敕字，再由政事堂出碟进行公布。
劄子就是札子，是官员向皇帝进言，或者属官向上官进言的一种文书。
这两样东西，在宋初得到规范化，随着皇权日渐增强，到北宋末年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类似“票拟”。而皇帝写的那个“敕”字，则跟批红差不多味道。
只不过，宋代皇帝在大部分时候，都只习惯性写个“敕”字，按照宰相的决策原封不动执行。
这样一来，皇帝既把最终决策权握在手里，自己又不必太劳累，出了问题还能甩锅给宰相。
别看朱氏父子把中书门下省变成内阁，其实很多东西都差不多。
官员们依旧习惯用旧名字，把“票拟”叫做“敕牒”，把“批红”喊做“批敕”。
就连首辅都没人叫，首辅唤作“首相”，次辅唤作“次相”，普通阁臣唤作“辅相”。
既然如此，朱国祥便顺着众意，确定敕牒、批敕、首相、次相、辅相为官方称谓。
叫什么无所谓，关键是要统一。
宋代不但官职种类繁多，公文名称也五花八门。同样一种公文，它可能有四五种叫法，这让后世刚入门的历史研究者极为头疼。
朱国祥和朱铭商量之后，对公文名称、格式等等，进行了严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