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就是15000了。来之前，我想象着临一机应当是一片狼籍，民不聊生。谁想到，光2部手机就是差不多3万块钱，谁说临一机濒临破产的？”
周衡的脸色极其难看，他冷冷地说道：“你没听人说过吗，再穷不能穷干部，再苦不能苦领导。临一机一年亏损上千万，欠了银行几千万的贷款还不上，可用来拍领导马屁的钱，他们可是毫不吝惜。刚才张建阳向我请示，问我办公室的家具要用什么风格，还留了几张彩页给我看。你看看这些报价单，光一个老板桌就是八千块钱，据说桌面用一块整板做成的，没有一点缝隙。咱们部长都没用过这么豪华的办公桌。”
“可是，原来的厂长办公室里没有办公家具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唐子风诧异地问。
周衡说：“这也是底下的规矩了。新上任的领导，都不愿意用前任留下的办公室，更不用说前任留下的家具。这些人搞经营不行，搞这种歪门邪道倒是个顶个地有想法。”
唐子风说：“也就是说，光是为了迎接我们两个人，厂办起码要花10万元。后面还有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来了也都得安排吧？这得花多少钱？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成了一家‘三资企业’，厂办怎么还敢这样奢侈浪费？”
周衡说：“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临一机有将近7000职工，还有1000多退休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多万，一年将近2000万，厂里当然负担不起。而给几个领导谋点福利，充其量也就是几十万，随便在哪挤挤就挤出来了。”
唐子风说：“从樊彩虹和张建阳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于这样做是轻车熟路的，说明此前的领导就是这样要求的。临一机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与领导的这种作风不无关系。”
“什么不无关系，完全就是因为领导的这种作风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周衡恨恨地说，“昨天在火车上韩伟昌说的那些情况，反映出整个临一机从上到下的风气都已经坏了。从领导到普通职工，都带着一种能捞就捞的心态，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了。那些捞不着的职工，对于这种情况也已经麻木了，他们不是表示愤怒，而是眼红，抱怨自己没有捞钱的机会。一家企业到了这种情况，还谈什么起死回生。”
“那我们怎么做？”唐子风问。
周衡说：“必须刹住这股歪风，必须从我们做起。樊彩虹他们安排的这些，如果我们接受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说别人？这两部移动电话，我会让张建阳拿回去，退还给邮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