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
为解决军饷不足，朝廷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此项加征，便是明末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三饷之一“辽饷”。
这样的苛政，作为穿越者的皇帝竟然一直没有废除的旨意，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史书所载不可尽信，朱由校相信的是科学，依据的是数据，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或肯定某项政策。
按照当时的物价计算，3厘5毫差不多就是一两斤米。每亩多收一两斤，并达不到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何况，现在还未到小冰河期灾害的高峰。虽然各地方也有灾患，却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大范围性的。这和历史上崇祯时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辽饷加派尽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却不是不能承受的，更不是明末民乱纷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仔细看朝廷的加税政策，并不是按人头加的，是按土地。每亩增加一点，谁的田产多，谁交的税就多。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叫苦连天才对。
崇祯时的杨嗣昌，就表态支持朝廷加税，理由也是如此，“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说得很有道理不是，增加赋税还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还可以控制社会的两级分化。
但实际上呢，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绝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在辽饷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杨嗣昌能不知道？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忽悠崇祯皇帝。
这样一来，朝廷每亩只是加收3厘5毫，老百姓却要缴3分5厘，甚是几十倍，上百倍。
所以，残民苛政的根源不在于加税本身，而在于执行上的偏差，既得得益集团的贪婪无耻。
还有辽饷的发放，从朝廷到前线，各级官员和军中将领，水过地皮湿，层层贪污克扣，到了下层的官兵，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足额，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毕自严在出督辽饷时，就感触极深，在奏疏中写道：“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说得通俗一点，就算建奴不发动攻势，养着那些官员将领，还有叫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