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用足，说白了，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更甚于加赋。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所说的话，史迁书之，是为了凸显其不明，后人岂能效仿？”
两人争论不休，眼看朝堂上又得吵起来。
苏油出列：“陛下，臣有言。”
一般派往蜀中的官员回京后，背上都会贴上个“懂经济”的标签，何况这娃是蜀中土生土长起来的，四通商号，听说与之渊源颇深。
九岁就跟着老计司张方平，十岁跟着赵抃一路探索“蜀中模式”，入仕以来，政绩中军事民生占了三分之一，经济怕是占了三分之二，要说如今朝堂之上谁对于经济之道最有发言权，怕是非苏油莫属。
赵顼于是点头：“对了，苏油举措胄案匠作，官民称便，那你说说，两位学士之言，到底谁有道理？”
苏油拱手道：“陛下，汉唐之时，民力丁口，主要在务农，量丁授田，国家计亩按丁，增一丁则多一丁税，增一亩则得一田赋，国用所赖，大抵如是。故而司马公说桑弘羊之言，乃欺骗汉武帝，这话大体是没有错的。”
众人都是暗自点头。
接下来苏油话锋一转：“然而这已是千年之前的情况，于今是否还是如此呢？”
“胄案清点历年经济统计，两汉之时，工商于国家岁入的比例，不过二三；有唐一代最好的年岁，不过三四；而我大宋立国百年至今，将盐，沽，茶，冶，市易，计司和皇室管辖的左右库，内藏，封桩，以及地方公使纳入岁入合计，工商之入，已占十之六七！”
“故而司马学士之言，于两汉是为真理，到今天，却值得商榷了。”
“为什么呢？因为农时是固定的，而工商产出，则是不固定的。”
“北方种麦一季，南方种稻两季，就稻麦而言，地不可增，则农赋不可增。”
“工商则不然，如果将工坊比喻成土地，金融流通比喻为水渠，产品比喻为稻麦，则其产出，完全依赖与生产与销售效率。”
“就以蜀中产盐来说，十五年前，蜀盐开始枯竭，这就好比农业遭遇旱情，然而自深井打出，工艺改良，大船造好之后，如今蜀中，盐产量比十五年前，所增不下十倍！”
“即便这样，市场远没有饱和，盐价至今未降，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别处。”
“或者用于库藏，作为盐钞宝钞的对等质押品；或者作为原料，用于生产其余物资。不管如何，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