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用煤稍晚的地区就是位于我国淮北煤田区的徐州，它是从《石炭诗》所说的元丰元年找到煤炭以后开始用煤的。
整个北宋的煤炭税及煤炭官卖，虽时有废免，但总的趋势是有增无减。尤其自徽宗崇宁以来，“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99］。说明不仅沿汴河地区增加了煤税征收点及新增二十多个官卖煤炭场，而且“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官卖石炭遍及全国。这一情况，一方面暴露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贪婪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北宋晚期，煤的消费量也在急剧上升，统治者才会感到此中利大可图。重和二年（公元1119年）八月十八日，吏部在“选人任在京窠缺”的官位时，提及“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京城新置炭场”［100］这样一些官卖煤炭场的情况。根据吏部是在派选京城官员，以及《东京梦华录》在记述开封仓储库房时也谈及“河南北十炭场”［101］的情形来看，上述二十多个官卖煤炭场的分布，应当是在开封或京畿地区。这说明北宋后期，开封已成为当时民用煤炭的最大消费区。前面说到的“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就是与开封的煤炭消费有关。所以，南宋人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102］。这里的“无一家然薪者”虽属夸张之词，然北宋后期的开封确有“尽仰石炭”之实。
而朝廷从煤炭税及官卖煤炭中图利的结果必然要影响到广大煤炭消费者的消费利益。还在哲宗元符年间，民间就已有了“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103］的反映。当时哲宗朝的煤炭官卖及炭税，都远不及以后的“崇宁以来”的徽宗朝恶劣而尚且还如此扰民。那么，到了徽宗时代（公元一一○一——一一二四年），其恶劣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廷曾作过委婉解释和动听承诺：“石炭自近年官中收买，置场出卖，后来在市价转增高，实于细民不便。诏罢平准务，仍今后更不官买石炭出卖”［104］。从这一解释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煤炭官卖的低价进高价出的掠夺实质。至于“今后更不官买石炭出卖”的许诺，则不到两年，就为所谓“崇宁以来”的事实所拆穿，不过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
结束语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陈尧佐漕河东时，始除其税。元丰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