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散布各处、遭受打压的洛学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精神鼓励，而杨时进入了朝堂之上，也使得原本就在洛学学者之中具有极高声望的他，在两宋之交的乱世中有最大的可能与力量来登高一呼，为洛学的传播和南宋理学的形成，做人才与理论上的双重储备。
杨时也主动意识到了自己此番出仕的使命与意义，是以自其位列朝堂开始，便一直捉住所有的时机，对当时尚是朝堂主流的王安石新学展开批判，从而争取由洛学替代王氏新学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机会。
由于杨时的此番出仕不过是蔡京等权臣在时局动荡之际的一次具有宣示意味的权术操.弄，是以杨时虽然被加了不少名义尊崇的荣衔，然而在当时朝堂之上尽由蔡京一党把持朝政的局面之下，不但以洛学取代王氏之学成为官学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于想稍稍改变洛学受压制的状态，都自无能为力。
然而杨时的出仕并进入朝堂的权力核心，客观上却是使得洛学在原本在蔡京等人操控之下王氏新学一党独大的赵宋朝廷之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局势艰危，风雨飘摇的时刻，这种参与更是具备了往常不可比拟的意义，毕竟当时那由于边关烽火频传、赵宋帝位更迭而带来的充满变化的时局，恰恰给洛学的由潜到显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
是以在靖康元年(1126年)，女真人跃马南下，赵宋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杨时捉住机会向刚刚即位的钦宗皇帝连上了几道奏书，除了陈述排和议、争三镇、一统帅等具备实际操作性的建议之外，重点却是站在理学学者的立场，向钦宗皇帝讲述理学理论体系指导下以“正心诚意”为本的治国方略，并对于荆公新学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与抨击。
杨时声称：“臣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0]，而在这个推导的逻辑链条之中，杨时认为“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21]。
以“正心诚意”作为君王治道的根本，这也是杨时一贯的思路，他曾多处表达过相同的意思，自然，杨时站在洛学传人的立场，对于“正心诚意”，也自是加以了理学理论体系之内的诠释。他曾言：“季常在京时，尝问正心诚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