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等到六七月水丰之时，才能抵达汴河到黄河的交接河口。而此时又恰逢黄河丰水期，黄河水涨高于汴河，需要用大闸将两河隔开，粮船自然不能通行。需要等到九月，黄河水落之后，粮船才能从汴河入黄河，一路转进洛水，抵达洛阳。而从洛阳到陕州，虽然只有三百里，又有黄河水道相通，但陕州以东的三门峡水急滩险，船行十之六七或破损、或翻覆。运粮船吃水又深，不敢过险滩，因而到洛阳后，只能搬粮上岸，用牛马车驮运到陕州，再在陕州重新装船，经潼河运抵长安，此时差不多已经是年底了。漕运看似一路水运，但周折极多，而前后差不多要整整耗用一年的时间，十数万军民、数以千计的粮船为漕运之事，虚耗在途中之中，其弊一也；粮船大量积压、占用水道，民间也难得水道之利，其弊二也；而朝中豪贵少粮却多金钱，关中但有余粮皆被搜购一空，每遇涝旱，民间没有存粮熬渡，便动辄大灾，而在京师之则，却动辄民乱攘攘，遂成前朝国政之大害”
在韩谦看来，三皇子杨元溥年纪还太小了，天佑帝再有不到五年的时间就要驾崩，以常理来说，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三皇子杨元溥成长，更没有时间给他建立威信，建立自己的势力，但或许是在宫中，被安宁宫压制得太久、太狠，三皇子杨元溥出宫就府后的勤勉也是极为罕见，
更令韩谦意外的，则是三皇子杨元浦能在他的事情如此沉得住气。
韩谦心想着，要是能在天佑帝驾崩之前，助三皇子杨元浦争取出京就藩的机会，或许也是自己改变命运的一个选择。
“刘宴任度支使时，看出漕运滞缓最大的问题，就是粮船在水道交接之处等待时间太长，便决定在疏滩水道的同时，在两河交接之处建仓收粮，使每两仓为一路，每一路的粮船只负责两仓之间的粮食转运，省却虚耗之时。洛陕最险三门峡处，刘宴于峡口东西两端设两仓，这么一来，东西两仓相距不足二十里需要走陆路，其他皆可走水运——此法通行之后，玄宗时每年最多可从江淮调四百万石粮济关中，而每石粮运费降到七百钱以下，遂称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