歹，又上奏疏，还是要钱，这让崇祯十分地不爽。
“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
杨鹤呀杨鹤，活十万人不是活嘛，能活五十天难道不该庆幸，山呼万岁嘛？难道要让朝廷养流民一辈子？
崇祯很生气，提起笔，刷刷点点地写了回复，“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
朝廷就这么点钱，既然作乱的贼寇太多，赈济不过来，还不受招抚，那就杀了。人没了，也不用拿钱养他们了。
嗯，当皇帝就应该有这杀伐果决的气魄，杨鹤太软弱，洪承畴还不错。
崇祯有些小得意，用自己的智慧和气魄，终于是解决了一个难题。
放下这本奏疏，崇祯又拿起了一本，打开阅看，竟然又是有关西北闹灾的。
陕西的饥荒已经持续三年，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巡按李应期上疏崇祯皇帝，请求减免赋税。
扯淡，沽名钓誉之徒。
崇祯皱起眉头，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事自己要不准奏，恐怕会背上残苛待民的坏名声。
思虑再三，崇祯捏着鼻子、肉痛无比地批复道：“崇祯元年和二年的赋税可适当减免，日后不可再免。”
想了想，崇祯又提笔补充了一句，算是指点李应期，“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
大明子民都是识大局、顾大体的，为了国家，为了朝廷，苦一点也甘心情愿，都是好义乐输的良民。
没错，在崇祯眼中，便是这样的判断和结论。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什么不能牺牲一点，为什么不能勒紧裤带，共渡时艰呢？
只不过，崇祯高高在上，体会不到饥饿的滋味，那是能够令人发疯发狂的；他也不会理解流民走投无路、卖儿卖女的凄惨，和倒地等死的绝望。
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加，即每亩加征银九厘。
崇祯三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强征剿饷；崇祯十二年，再征“练饷”。
在皇帝看来，不过是几分几厘的银子，何至于拿不出来；但在百姓看来，田地荒芜、颗粒无收，连碗粥都喝不上，又哪来的银子？
崇祯的所作所为，让他在临死时所说的“勿伤百姓一人”的话，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