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何在呢，是商业不发达，还是商贾不走陆路、水路，改成航空运输了？
当然都不是，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很发达，行商贩货的也很多，但关键却是在收税的人，以及免税的群体。
举个最简单，或者说有些荒谬的例子。
万历三十七年，山西汾阳县的商税是六千六百多两，相当不错的数字；而万历六年，浙江金华县的商税却不足七两，跟没收是一个样。
抛开年代的差别，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区间的商税征收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税反而更少，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
除了征税设卡的滞后，更主要的还是官员对于征收商税的懈怠，甚至是抵触。
正德年间的何逊在管理沙市税课使司时，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商贾的抽税；
嘉靖朝的邵经邦接任何逊之职后，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余下的本年数月时间便启关任商贾往来。
同样是嘉靖朝的杨乔时，榷税杭州时，令木商自署收入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特么的就是在史书上被大赞特赞的名臣，慷国家之慨为自己沽名钓誉，估计也没少收商贾的好处。否则，怎么会如此贴心的为商贾集团谋取利益？
如果按照这三位“名臣”的收税标准，别说三十税一了，就是一百税一也达不到啊！至于定额，不过是比以往相比能看得过去的数字。
杨乔时这个大混蛋就更过分了，领着国家的俸禄去征税，你让商人们看着给。做慈善，还是打发要饭的呢？
所以，税率很低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能真正落实地征收，收入也肯定比现在要高得多。
当然，既然要改革，朱由校就准备一步到位。尽管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但路总要走下去，排除困难，解决问题，总不会变得更坏就是。
而江南商会的人肯定不会明白皇帝的深远考虑，他们觉得加税是肯定的，皇帝需要钱嘛！
不管是掠夺，还是压榨，只要不是敲骨吸髓，只要还有赚头，也只能忍下去了。
但在江南商会的高层人物中，却有嗅觉更加灵敏，想得更加深远的。
“诸位，在某看来，增加税率是肯定的，但未必会很高。”
夏中时捋着胡子开口说道：“看看《大明论坛》，最近两期可都是在说官员的问题。邵经邦、杨乔时都是官员的反面典型，是沽名钓誉的小人。”
头不大，眉